举起的手

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点开这封信。我很高兴与你们分享一些未曾说过的故事。

我八九岁那年，母亲与我偶然路过一场拍卖会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大人安静地坐在一起，只为了等一个人举手。我也举了手。我不记得当时在想什么，大概只是想试试，举起手来是什么感觉。拍卖师没有因为我是个孩子就跳过我，他落了槌。满屋子的人回头看我，我害怕得不行。虽然只是一幅一百美元的无名画作，可这比我那时候一年攒下来的零花钱都要多。我以为装傻可以逃过买单，但母亲坐得笔直，等人把结算单据送过来，看了一眼就把钱付了，对我说：“这一次我付，但要记住，手是你举的。”回家路上她没有再提这件事，这比提了更让我记得牢。画上是一株水墨牡丹，画它的人没有留下名字。那幅画至今挂在我身边，墨色淡了些，花还开着。很多年后我才想明白那天的事：一个大人把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当作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的人。她本可以替我把手按下去，或者把这件事笑过去。她两样都没做。我的第一件收藏，以及我后来做的所有事，都从那一下落槌开始。

写这封信，我想先说我们看见了什么，再说为什么这么看。接下来的十年，人工智能会把许多事做得又快又好。这一点我不担心。我从小喜欢计算机（也可能是中学时沉迷魔兽世界的缘故），看到机器越来越能干，只有高兴。我在意的是另一件事：机器越能干，那些机器不管的问题就越显眼。人到底在乎什么？为什么在乎？为谁在乎？这些问题从前不值钱，因为人人都有现成的答案；往后会越来越贵，因为答案得自己去找。我相信，下一批重要的文化机构，会诞生在技术与文化相遇的地方；下一批值得去住的城市，是那些能留住人、成就人的城市。ARTIFACT Futures 愿意押在这个判断上，并且愿意等。回头看看来路，也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想。

小时候，家人带我走过许多国家。我特别喜欢收集当地的钱币钞票，把各国的纸币一张张夹进册子，夜里翻看，像在翻一本没有文字的地图。看多了，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：纸币是一个国家每天塞到每个人手里的东西。塞什么，是挑过的。有的印开国的人，有的印诗人和科学家，有的什么人都不印，只印一座桥、一只鸟、一片山。一个民族把什么交到每个人手上，它便在乎什么。后来，我把这叫作一个民族写给世界的信。信里写的，无一例外，是人，或者人所珍视的东西。

长大读完书，我在纽约一家拍卖行工作，经手过黎谱（Lê Phổ）等越南大师的作品。那一代越南画家在巴黎学画，回头画家乡，画出来的东西既不属于河内，也不属于巴黎，却对两边都诚实。我开始收藏他们的画，也开始对他们出发的那座城市感到好奇。多年后，我和团队去河内做研究。抵达这个国度的第一天，我一个人出门，叫了一辆摩托车。司机问我吃过饭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他就不问目的地了，把我带进一条巷子深处的河粉店。店里只有塑料矮凳，清透的汤面上浮着几片薄荷。此后几年，这座城市的艺术家、学者和文化部门待我们，一如那位司机：先问你吃了没有，再问你是谁。VAC 便是在这样的善意里，从一个研究小组长成今天越南最活跃的文化机构之一。我从不认为这是我的本事。一座城市，是从接纳一个人开始的。被接纳过的人，才知道这件事有多深远。这成了我们日后选择城市的方式。

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们，在我们团队还很小、小到不值得给位置的时候，给了我们一个位置，并且年年留着。几位艺术文化界的前辈几乎在每一个节点上出手相助，从不提回报。硅谷那边，年轻而充满天赋的创始人、研究者和投资人，愿意在一个工作日的傍晚走进画廊晚宴，把手机扣在桌上，与大家长谈一晚上人的记忆与创造力，以及未来技术与人类的关系。散场时没有人问这一晚能换来什么，却都约好了不久后再聚。我这一生最大的运气，是经由收藏、艺术和一个个社群，遇到了这么多愿意帮助我的人，而且没有一个问过回报。这件事琢磨久了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一个机构的根基从来不在它自己身上，在那些愿意信它的人身上。所以，当我们开始支持思想者和创始人时，也会先押注于人本身，再谈成果。顺序反过来的，我也见过，总觉得对社区和城市少了些正面的影响，也差点意思。

我最早见到技术和艺术相遇，是在 ARTIFACT Futures 成立的很多年前。十几年前在剑桥，我的老师 Frederick Baker 和我一起出品了一部用投影放映的艺术电影，在国王学院拍摄，首映就在康河边、国王学院教堂下。那天晚上，一束投影打出的微光从康河水面升起来，落在桥洞和柳树之间，河上撑船的人停了篙，真的是美极了。后来，我又随他参与了《Klimt’s Magic Garden》的概念构思。过了几年，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，观众戴上虚拟现实眼镜，便能走进克林姆特的花园。那是他生前最后的作品之一。他几年前辞世了，我们一直用来通信的 Skype，也在几年后停了服务。我很伤心。我常想，是一位老师拉着一个还什么都不是的学生，去体验了技术与艺术相遇时的那种光。靠我自己，未必找得到。一个人最需要有人相信他的时候，恰恰是他还拿不出东西证明自己的时候。我得到过这份信任，所以敢在很早的时候，用同样的信任去支持更年轻的创新者。

我自幼喜欢科技，职业却把我带向了文化，于是两边都有朋友。这两拨人平日很少坐在一张桌子上聊天，但据我观察，他们对彼此都怀着真切的好奇，只是没有人摆出这张桌子。人工智能来了之后，这张桌子突然变得要紧。技术每向前一步，就有一个新问题丢给人：什么是记忆？什么算创作？一个人被机器超过之后，还剩下什么？这些全是人的问题，文化回答它们已经几千年了，只是答案散落在书里、画里、庙宇和街市里，没有人去取。ARTIFACT Futures 做的事说起来简单：把桌子收拾出来，请研究者、艺术家、创始人和政策制定者坐到一起；在很早的时候，支持那些愿意坐下来动手的人。我们做研究，做出版，组织交流聚会，开展教育项目，支持年轻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去研发、去交流，背后是同一个念头：文化点亮社区，社区活跃了，城市才更有意义。城市成就了人，人自会成就城市。

展望未来，不禁想起这两年我每次到阿布扎比，都被这片沙漠绿洲打动，而我不算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。两代人的时间里，一片海岸和沙漠，成为今天站在世界前列的国家。这件事大家都知道。我更在意的是它怎么做到的。在阿来因，我见过千年的法拉吉水渠。有限的水仍在绿洲的树影下流着，被公平地分给每一家。扎耶德便生在那里。我也在 majlis 里坐过，那是一个大家相聚交流的会客空间：门开着，来的人都有位置，长者和年轻人、远客和本地人坐成一圈，咖啡和椰枣一轮一轮地递，话当面说，事情在人与人之间定下来。前者把资源放在人中间，后者呢，把决定放在人中间。一个民族几百年前就这样安排生活，今天建博物馆、想五十年后的事，用的还是同一种心思：对未来想得深远，把人看得很重。这让我觉得，我所想的那张桌子，在这里原来早有名字。2026 年，我们把它搬到了它的故乡。年度命题的终章在那里收束，下一个命题也从那里开始。想未来的人，应当在一个把人看重的地方相聚。

这封信开头的故事让我明白，承诺一旦作出，便要兑现。所以，我想把下面几句话写下来，给朋友们，也给自己。我们以十年为尺度做打算。只要一件事对人有长远的价值，即便眼下看不见回报，我们也会去做；一件事若只是热闹一下便悄无声息，我们宁可错过。我们先支持人，再谈成果。我们会保持开放，机会的门永远为后来者开着。我们会一直用多种语言说话，因为理解须从对方的语言开始。我们对自己只有一把尺子：多年以后，有多少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走得更远。

有些事，我们不会做：不会为了规模放弃品格，不会为了一时的声量说不诚信的话，不会把朋友的信任当作资源来浪费。这些话写在这里，是为了日后有人可以拿它们来问我们。写下来的承诺，和八岁那年举起来的那只手一样，都要兑现。

母亲还教过我一句话：“多给予，少索取。”这个机构没有什么秘诀，有的只是一群在世界不同角落、以不同方式做同一件事的朋友，和一张越摆越长的桌子。我希望多年以后，人们说起 ARTIFACT Futures，记得的是它成就过谁，而不是它自己有多高。

谢谢你们愿意与我们同行。